2018年1月21日，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挂出了几乎200张胡蝶的影像，展名倒是有点浪漫色彩：“蝶梦百年——影后胡蝶私人珍藏照片展”。照片有彩有黑白，从演员工作到私下闲景，胡蝶的身影一帧一帧像老上海胡同边的风掠过。很难不引发好奇，她背后的故事究竟有几卷。
起初的记录资料并不冲突——胡蝶1908年出生，算是土上海人，只不过祖籍拐了个弯，广东鹤山。她父亲是铁路官员，家中常常南来北往，这种频繁迁移的生活早早埋下了她后来与众不同的气质。到天津、北京、广州，胡蝶的童年比同龄人见过的风景要多得多，甚至连普通学校都没怎么念过几天。
接下来，16岁那年，一个偶然的决定，让她踏进了中华电影学校（中国最早的电影演员训练班）。毕业没多久，胡蝶开始接戏，只是当时中国电影行业尚在襁褓。她硬是凭着一张充满故事感的脸站上了银幕，成了第一批国产电影女演员。说来轻巧，实际上她一路摸爬滚打，从哑剧到有声片，都沾了边，角色跨度极大。有人讲，胡蝶的电影，在院线从上海铺到武汉再到广州，不稀罕。
她银幕形象大多定格在一组经典画面里，短发，西式烫发卷，手里拿着花。右脸那个酒窝，到底吸多少人眼球，谁又数得清楚。在时装、动作乃至女性意识尚未解冻的时代，她穿的是修身西裤和高筒靴，坐老爷车前的样子和那会儿的姑娘们挺不一样，不像今天的女星靠造型师照搬。有人说她天生适合胶片，没谱，也有人觉得她只是赶上了对的风口。
跳到商业层面，胡蝶做过一个很多人都没注意的“第一”：第一个为品牌做代言的明星。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那年春天，她在记者会上随口一句：“鸿翔服装店的衣服做得好。”结果，鸿翔爆红，老板赶紧把胡蝶的话写成横幅挂门口，连奖励都没忘。之后，沪江照相馆、大中华布匹公司陆续登门“求代”。掀起的广告大战，现在还有人回味。
和影片上精致的形象反差很大，胡蝶生活姿态其实显得松弛随意。她身穿白色运动服，拎着网球拍拍照的时候仿佛不怎么关心镜头角度。又有一次，她披着泳衣坐长廊边拍照。别说，那会儿能见到女星这么“前卫”，大家私底下讨论的话题有点多，有褒有贬，说是红人效应也行。
事业高峰时，胡蝶没怎么花费心思“向上爬”。倒是意外收获了婚姻。潘有声，礼和洋行工作的绅士，在一个舞会上遇见胡蝶。带着一丝局促，带着一丝聪明劲儿，他让胡蝶觉得踏实。两人谈了六年，才步入婚姻。怎么说，有人认为胡蝶这位女主角想过息影专心过日子，不过终究没舍得。“朋友圈”里朋友极力劝阻，最后她还是接着接戏，不过工作明显减少。
这种稳定局面没太持续，1937年抗战爆发，胡蝶全家移居香港。逃离上海之后，表面上岁月静好，其实她骨子里仍惦记着中国的大事。很快，形势突变，1941年底，英军投降，日本占领香港。日军对文人艺术家采取怀柔政策，找名人去替他们做宣传。胡蝶，自然榜上有名。日本人想让她去东京拍个无害的电影，声称“纯文艺”，但这种时候，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背后目的。
面对这种局面，胡蝶没有正面冲撞，也没马上答应，推托说身怀有孕，暂时“没空”。实际上，她和丈夫假意应付日方，暗中准备逃离。反正逃亡路线最后选定了重庆。
重庆局势相对安稳，却不是胡蝶的避风港。刚到重庆，潘有声夫妇的秘密财富（30箱积蓄）在途中被劫，消息传得七零八落。胡蝶一边伤心，一边不得不找老朋友杨虎帮忙。杨虎把事报给戴笠——此人，军统头子，平素脾气怪，尤其嗜女星。有一说一，胡蝶的酒窝和眼神在戴笠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让这位“情报大佬”方寸大乱。
戴笠拍胸脯说能“找回”财产，实际上办案进度缓慢。他耐不住寂寞，于是干脆开出名单，让手下去海外买回同类物品，“狸猫换太子”也无所谓。胡蝶夫妇焦头烂额，戴笠顺势关心她，接下来安排胡蝶搬进曾家岩的公馆住下。令人疑虑的是，随之而来的“好意”，其实是彻底掌控。
潘有声很快被戴笠以“工作”为由打发去昆明，两地分居。这段期间，胡蝶几乎处于半软禁状态，与外界切断联络。戴笠常带着花园规划图、烹饪小菜法子，想方设法讨好胡蝶。他对胡蝶的占有，究竟是单纯的权力驱使，还是中混着某种奇怪的痴恋？谁又说得准。
据公开资料，胡蝶被戴笠囚禁了三年。这三年间，外界动荡，胡蝶归属朦胧。潘有声反复打探，结果始终杳无音信。戴笠何时才松手？直到1946年，这个操控众多命运的大人物因空难身亡，胡蝶才得以脱身，之后故事就散了。关于胡蝶此后选择继续她的演艺生涯，还是主动淡出公认的结论并未明确，一种说交际圈子变了，另一种说她找到了新的人生坐标。
还有一种说法，戴笠对胡蝶的感情未必是彻底的占有欲，也许有出于维护的某些考虑，因为好些时候军统系统对文艺圈总是采取微妙态度，这里没法完全界定黑白。至于胡蝶是不是彻底被强迫，不少细节仍然含混，有争议。有时候个人选择与历史环境的拉锯，不到当事人开口，外人说不出个真相。
翻查现代传媒资料，胡蝶的“广告一姐”人设至今无人超越。当年在鸿翔服装门口张贴的那张宣传标语，照片并不多见，但时人记忆已然凝固。民国美女仿佛只活在黑白照片里，每逢历史讲座就成了流行符号之一。上海采风月刊里有详细对胡蝶服饰的描述，说她即便身处险境，也不忘挑选最适合自己肤色的织锦衣衫，算不算自恋？一半一半吧。
再看媒体梳理的近现代女性命运，不止胡蝶一人经历跌宕。与同行如阮玲玉、林黛一比，有人觉得胡蝶幸运得多。可真的是这样吗？毕竟，乱世中的选择从来都是被裹挟着向前，大多数人只是随机应变而已。
胡蝶和潘有声结婚多年，真感情是真是假，走到后期也淡了。有一则据传的轶事讲，解放后胡蝶平静地回到上海，下海做舞蹈老师、电影顾问什么的，具体职位说不清，有点像是半归隐。她偶尔会跟学生讲：“有些事，过去了，就别太当回事。”
照片展的观众，翻着胡蝶的旧照，表情大多复杂。有人感慨她时髦美艳，有人念叨她坎坷波折。可胡蝶这个名字——漂浮在民国旧梦之间，谁能真摸到她最真实的心思？或许她自己都没仔细想过。
讲到这里，还是会疑惑：那个站在黑白胶片里的胡蝶，是否真像外人想象的那样，一直活在聚光灯下？这些事说到底到底算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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