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有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在先秦以前，称它为“《诗》三百”，到汉代经学家编定“六经”时才定名为《诗经》。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有诗一百六十篇，其中大部分是民间歌谣，是《诗经》的精华。雅，指的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诗歌，共一百零五篇，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是上层贵族的诗歌，小雅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少数是民间歌谣。颂，就是颂诗，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类，共有诗四十篇。它们是上层贵族的作品，以歌颂和维护其统治为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与成就标志着我国文学艺术的悠久历史，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表现形式上，《诗经》中的诗歌多为四言，每首四句，但也有二言、三言，甚至长到八言的；也有每首三句，直至多到三十多句的。从而，在句式的多样上给后世的诗歌创作以有益的启示。在创作手法上，《诗经》普遍运用赋（陈述铺叙）、比（比喻）、兴（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为以后的诗歌广泛运用与不断发展。在用韵方面，《诗经》多为隔句押韵（即偶句押韵），后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诗经》中的优秀篇章，描写生动形象，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楚辞》和屈原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是西汉刘向辑录的。它收集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宋玉，以及他们的模仿者、汉代的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辞赋共十七篇（其中屈原的《九歌》和《九章》各算一篇）。因这些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种以楚人独创而又以《离骚》为代表作的特殊形式的诗歌，自汉以来，就被称为《楚辞》或“骚体”，又称为“赋”。

《楚辞》汲取了民间文学的宝贵营养，采用了大量神话传说和方言习俗，突破了《诗经》多为四言的形式，写出了构思奇巧、文辞绮丽的诗句，既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闪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曾对其中的代表作《离骚》作了高度评价，说它“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人们常以“风骚”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代称。“风”是十五国风，指的是《诗经》； “骚”是《离骚》，指的就是《楚辞》。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是创作楚辞的代表作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诗人。他曾辅佐楚怀王，主张明 法举贤，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后在与反动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斗争中遭谗免职，并长期被放逐。面对祖国危亡、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他悲愤万分，投汨罗江自尽。所作《离骚》、《九章》等篇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反动贵族的腐朽丑恶，表现了对国事的深切忧思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据《汉书·艺文志》载：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 （十一篇）、 《天问》、《九章》 （九篇）、《远游》、《十居》和《渔父》等二十五篇，其中的代表作是《离骚》。它们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鲜明的形象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出一种文学新形式———骚体，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代乐府民歌和《孔雀东南飞》

在汉代，乐府是指音乐机关。到魏晋六朝，乐府变成了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据《汉书·艺文志》载，单西汉乐府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八首。从现存的三、四十首看，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有着高度的思想价值。它们广泛地描绘了两汉人民不堪剥削压迫和战争徭役的痛苦生活，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象一面镜子照出了两汉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风貌。汉代乐府民歌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民歌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它们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这是由它们“缘事而发”的内容决定的。此外，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朴素自然、感情充沛、形式自由多样、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等，更使汉代乐府民歌增添了艺术魅力。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誓死反抗恶势力的精神，鲜明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自由幸福的憧憬与追求。由于它提出的是封建社会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因此使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典型意义。在艺术方面，《孔雀东南飞》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它们成功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此外，结构的完整紧凑、剪裁的繁简得当、语言的生动明快，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也都是这首长篇叙事诗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创作年代难以确定，但大致可以推断是东汉后期数十年间一些中小地主阶级文人的作品。其中的作品通过对宦途失意、闺妇怨别、游子思归和追求享乐等内容的描写，表现出浓厚的伤感情绪。它们的思想价值虽不高，但能够反映东汉末年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值得称道的是《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历代批评家对它都有很高评价，有的甚至誉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它们的主要特色是：长于抒情，往往运用融情入景、寓景于情的手法；善于通过某些生活情节抒发作者的内心活动，叙事中带有抒情意味，使诗中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精于运用比兴手法，言短意长，含蓄蕴藉；语言浅显自然，而又耐人寻味。古代文学批评家刘勰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道出了它在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陶渊明和田园诗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少年时代便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怀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当时反动的门阀制度盛行，寒门庶族出身的陶渊明一直壮志难酬。政治的腐败和个人的失意对他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解职归田后，成了一位古代少有的亲自参加劳动的大诗人。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余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及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其中，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其特色有三：一是平淡自然，使人感到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毫无斧凿痕迹，这是因为他的诗大多描绘的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和农家生活，以及安于这种环境的悦静心情，而这些又是以真挚的感情、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写出来的。二是淳厚有味，形象生动，虽平淡但不浅薄，苏轼说陶诗“似癯实腴”，确实是很贴切的。三是情趣盎然，善于把那些最能引起感情共鸣的事物摄取到诗中，使其富有意境，耐人寻味。这些艺术特色，使陶渊明的诗作独树一帜，创立了“田园诗”这样一种新诗体，为古代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南北朝乐府民歌和《木兰诗》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汉代乐府之后又一批比较集中的民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虽然属于同一时代，但因南北两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情习俗都有较大差异，所以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说的就是这种不同。南朝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可谓这一时期乐府民歌的两个高峰。以它们为代表的优秀篇章，体现出“刚健清新”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诗歌体裁、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建树。这在形式主义泛滥的南北朝是十分可贵的，对后世诗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木兰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杰作，它和汉代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被誉为“双璧”，有着交相辉映、异曲同工之妙。它通过一个普通民间少女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歌颂了民间的巾帼英雄。木兰既是现实的人物，又是理想的化身，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平凡的意义。此外，《木兰诗》繁简得当，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丰富，有朴实的口语，也有精巧的律句；句型多样，反复詠叹，增强了诗的音乐性。从艺术上看，也不愧为杰出的传世之作。

谢灵运和山水诗

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是南朝的著名诗人。他在晋代世袭康乐公，到了南朝刘宋时代，感到政治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在任永嘉太守之后恣意游山玩水，后来干脆辞官定居会稽，到处探奇访胜，借以排遣政治上的失意情绪。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诗歌，描绘了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景色。他的作品写的是自己目击的山光水色，创作态度又很严肃认真，因此大多具有刻划细致入微、语言富丽精工的特色，表现出“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技巧。从而，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更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自他以后，南朝的谢朓、何逊，唐代的孟浩然、王维等许多山水诗人相继出现，以他们优美的山水诗丰富了我国诗歌的园地。但是，他的诗作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颓废的生活情趣，也缺乏情景交融的意境和多姿多采的章法。

高适、岑参和边塞诗

高适(公元706—765年) 和岑参(约公元715—770年)是盛唐时期齐名的诗人。他们都曾长期在边疆任职，对塞外生活有着亲身的体验，细致的观察和深切的感受。因此，他们的作品以描绘塞外风光和战争景象的最有成就，把隋代以来不断增多的边塞诗推上了高峰。从而，在我国诗歌史的“边塞诗”这一页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是《燕歌行》。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句，却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荒凉的自然景物和炽热的战斗气氛，英勇的爱国精神和复杂的思亲心情，错综交织，融会贯通，形成了全诗悲壮浑厚、情真意切的艺术风格。其他题材的名篇还有《封丘县》、《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别韦参军》、《别董大》等。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以现实主义为主，风格浑厚，笔势豪健。杜甫曾赞誉他的诗才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

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是《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三首成鼎足之势的名篇。它们和高适边塞诗的共同思想特征，是表现了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不同之处是他多描写塞外生活的异彩而缺乏高适诗中对士卒苦守边陲的同情。在艺术方面，岑参的诗以浪漫主义为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具有以奇情异彩动人魂魄的魅力。

李白和他的诗作

李白(公元701--762年)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作家，也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显赫、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大师。他从二十几岁起，就长期在各地漫游，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祖国的锦绣山河有着亲身体验和深切感受；他早有政治理想，但一直得不到重视，四十二岁才由人推荐供奉翰林。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白的诗现存九百余首，其中的杰作有： 《古风》五十九首、《远别离》、《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长干行》、《子夜吴歌》、《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它们对当时腐朽的统治集团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对危害国家民众的安史之乱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抒发了由衷的热爱，对人民的疾苦也作出了一定的反映。它们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浪漫主义手法，感情豪放，想象丰富，语言瑰丽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的这一赞语道出了李诗那神奇的艺术魅力。李白的作品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从而，使它们成为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的韩愈、孟郊、李贺，都从李白的作品中汲取过营养以形成自己的诗风。宋代诗人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龚自珍等，也都从李诗中获益非浅。需要注意的是，在李白的一些作品中也存在羡慕留恋荣华富贵，纵酒放荡，求仙出世的糟粕，应在鉴赏时加以扬弃。

杜甫和他的诗作

杜甫(公元712—770年)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作家，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前，是他读书和壮游时期，也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流露出他对事业的雄心壮志，《望岳》一诗可称代表作。三十五岁以后的十年，是他政治失意，困守长安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他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的开始。生活折磨了杜甫，也造就了杜甫，从此他成了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杰作。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他陷贼与为官时期。在此期间，他与人民同艰险，共患难，写出了《春望》、《三吏》、《三别》等大量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四十八岁以后，是诗人“飘泊西安”的最后时期。在这十一年中，杜甫生活艰苦，但始终不懈地创作，共写了一千余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遭田父泥饮》、《秋兴》等，是其中的佳作。它们形式更加多样，抒情味道更浓，并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诗作的思想意义，主要在于高度的人民性，即对人民深切同情，对祖国无比热爱和对统治者祸国殃民罪行的强烈憎恨。除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直接关连的作品外，一些咏物、写景的诗歌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艺术性上看，杜诗可谓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它的创作方法的最大成就是现实主义。这体现在：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对话、独白的适当运用和人物语言个性化；采用民间俗话，增强真实感和亲切感；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等等。这些现实主义的特色，多表现于杜甫的叙事诗。而他的抒情诗也往往象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的赞美，道出了李诗和杜诗的巨大成就与影响。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是继杜甫之后的杰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带有儒、释、道三家杂揉的色彩，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他的一生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入仕到贬为江州司马，是他“志在兼济”的时期，作品以讽谕诗为主，名篇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后期从贬为江州司马至死，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作品以闲适诗和感伤诗为主，名篇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五十一岁前就写诗一千三百多首。全部作品中，讽谕诗价值最高。它们不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着主题专一明确、善于运用外貌和心理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叙事与议论相结合、善于运用对比手法、语言通俗平易等艺术特色。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的名称是白居易首创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这种诗歌之所以能形成一次文学潮流，并得以蓬勃发展，是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分不开的。白居易认为：首先，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因此，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次，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说：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第三，诗歌有其特性：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应结合这种特性，发挥诗歌“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第四，为了充分发挥诗歌的功能，应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主要有元稹、张籍、王建等。

李贺和他的诗作

李贺(公元790——816年)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出身没落的皇室后裔，少有大志，才华出众，但一直受不到重用，年方二十七岁便抑郁而死。政治生活的穷愁潦倒，促使李贺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他怀着“唯留一简书，泥金泰山顶”的决心与信心，呕心沥血地勤奋创作，终于在那各诗派竞起争鸣的时代，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在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以其奇特的风格在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贺的诗作现存二百四十一首。它们不仅抒发了个人的失意之情，而且表达了对时事的深切感慨。其中，有对贵族生活腐朽堕落的揭露，有对下层民众悲苦处境的同情，也有对边塞将士英雄气概的歌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们的艺术特色。在创作中，李贺继承了楚辞九歌、南朝乐府的传统，受到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在作品的形象、意境、比喻、用词等方面都不屑蹈袭前人，尽力别开生面。为此，他搜新猎奇，苦思冥想，以丰富奇特的想象、浓烈厚重的色彩和新颖诡异的语言，去表现幽奇神秘的意境，去抒发哀愤孤激的感情。从而，形成了一种奇崛幽峭、穠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但由此也出现了缺乏完整形象和连贯思绪、流于雕琢涂饰和晦涩怪诞的弊病。

李商隐和他的爱情诗

李商隐 (公元813——858年)是晚唐诗坛上的佼佼者。他年青时代曾一度得志，后因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而遭到排挤，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他的政治诗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攻击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关心和事业上的抱负，如《有感》、《重有感》、《安定城楼》、《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他的咏史诗有讽有叹，借古喻今，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北齐》、《隋宫》、《贾生》等；他的咏物诗往往借写物说自己，如《蝉》、《扶风界见梅花》等。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艺术成就最高。它们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因其有声、有色、有新语、有巧对而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它们常常“穠丽之中时露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使人联想起杜甫的一些佳作。

李商隐的爱情诗是最为后人欣赏和传诵的。这类作品常常交织着爱情的希望、失望和绝望的复杂感情，给人留下了情深、意切、语挚的印象。有代表性的名篇，是不同时候写的两首《无题》。它们深刻动人地写出了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男女双方爱情的真挚、默契、欢乐和痛苦，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爱情生活那种隐秘难言的特点。其中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名句，已成为描写爱情的千古绝唱。应该看到，由于阶级的局限，这类作品存在着感伤缠绵和轻薄调笑的不健康的情调，鉴赏时不可沉缅其中。李商隐的爱情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从宋初西昆派诗人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从中汲取过积极和消极的东西。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多写爱情题材的作家，也都从中受到启发和取得借鉴。

苏轼和他的词

苏轼(公元1037——1101年)是北宋著名的诗词作家。他少年时代就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刻苦的学习精神，从而学到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才能。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既矛盾又统一。入仕后虽在政治上属于旧派，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一生中喜激励后进，自己的创作精力更是始终十分旺盛，著有《东坡全集》一百余卷，留下了两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此外，他虽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却在散文、诗歌，特别是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苏轼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以他丰富多采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等人最后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其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他创立了豪放词派，成为南宋爱国诗词的先驱。他的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的旧框框，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诗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名篇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它们以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形成了苏词的浪漫主义风格。在语言上，它们给人以清新朴素之感，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音律的束缚。

李清照和她的词

李清照(公元1084—约1155年)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在大力提倡封建礼教、控制妇女、扼杀妇女才能的宋代，她冲决罗网，不仅掌握了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敢于干预闺房以外的事情。在文艺领域里，她也没有一般封建妇女的自卑感，不仅敢于利用各种文学形式表情达意，而且敢于批评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正是这种精神，使她的作品富有独创性，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李清照的作品有诗、词、散文，其中最擅长的是词。她早年曾写有《词论》，认为“词别是一家”，应有自己的特点，反对以作诗文之法写词。为此，她还批评了从柳永、苏轼到秦观、黄庭坚等著名作家。这些批评意见虽有保守之嫌，但可以看出她对词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李清照的词可以金兵南渡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描述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悠闲生活，基调愉快开朗，名篇有《醉花阴》、《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等。后期主要悲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基调低沉愤懑，名篇有《菩萨恋》、《念奴娇》、《声声慢》、《永遇乐》、《渔家傲》等。这些作品主要是继承婉约派词家的发展道路，而成就都超过了前人。她后期的词有的还兼有豪放派的特点，从而使她的词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较大。

陆游和他的爱国诗篇

陆游(公元1125——1210年)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生于北宋末年，长在南宋初期，一生中处于民族矛盾尖锐、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家庭的教育、环境的熏陶和惨痛的经历，从小就培养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并造就他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文。其中，以诗的成就最为突出，现存九千三百余首。

陆游诗作的题材很丰富，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抒发政治抱负，有的反映人民疾苦，有的抨击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这些爱国诗篇有以下特点：一是体现出“铁马横戈”、 “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二是对投降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尖锐的讽刺；三是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愤怨和苍凉悲壮的心绪；四是爱国豪情始终如一，至死不衰。因此，陆游八十二岁时还发出“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壮语；临终前，还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从艺术性上看，这些爱国诗篇既闪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感情真挚动人，风格雄浑豪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弃疾和他的爱国词作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是南宋时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出生在金人统治下的济南，外族的侵侮、人民的灾难，在他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生中，他为挽救南宋王朝的沦亡竭尽全力，亲赴沙场，却屡遭权贵的排挤打击，最终还是怀着他那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与世长辞。他的创作以词为主，现存六百余首，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代和同期的词人，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也是丰富多彩、别开生面的。

辛弃疾词作的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首先表现在对沦陷国土的怀念和对抗敌斗争的赞扬；其次表现在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第三表现在他怀才不遇、有志无成的愤懑不平。这些思想感情交织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雄奇豪放的意境和悲愤沉郁的情调。作品中所表现的往往是开阔的场景、战斗的雄姿和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名篇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以它们为代表的辛词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形成了一种爱国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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