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本文曾在《中国教育报》、《鸢都报》上刊出。
蜡炬成灰泪始干
——评长篇小说《烛光》
刘锡诚
在我们的民族里,古来教育是极为高尚的事业,教师是受社会尊重的人物。这大概与孔老夫子的德行和儒学的影响不无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教师的地位跌了价,常常受到歧视,甚至遭到侮辱,使教师的崇高威望扫地以尽。有一次,我到土耳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当地省长举行的宴会上,省长把曾经教过他的已经退休的女老师请到主宾席的旁边。当我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过各国学者的面前,在那个显赫的位子上就坐时,我顿时产生了无限的感慨:尊师是多么好的一种美德！我们的尊师的美德哪里去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重视教育,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教师的辛勤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尊重,教师的崇高形象重新在学生和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如今,人们在付出过代价之后也许已经懂得了,曾经失去了的东西是多么宝贵！要重新恢复一种一度失去了风尚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
青年作家朱瑞福的长篇小说《烛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所描写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历史新时期里生活与活动于一所农村中学里的一群教师的身影。作者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刻画了几个个性迥异的中学教师的形象,并且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特别着力塑造的则是一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而赢得人们尊敬的青年教师徐一萍。由于种种原因,作家们对于教师这一个群体的关注显然是太不够了。不久前我们从电视屏幕上欣赏了根据钱钟书先生长篇小说《围城》再创作的电视剧,深为作者笔下的那些各色各样的教师的形象所折服。但那毕竟是战乱年代的一批寻求出路而不可得的青年人的故事。我们也同样从屏幕上观赏了描写当代教师生活的电视剧《红蜻蜓》,那位女教师的形象和那又陌生又熟悉的校园生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读《烛光》的时候,与欣赏电视剧有所不同,几乎是一种投入式的阅读,自己的情感参入到了徐一萍和宋丽们的真实故事之中,与这些人物的命运呼吸与共。也许我的童年是在类似那个怀德县中学的学校里度过的,我的老师也是类似徐一萍和宋丽那样的人物,因而很容易与他们在感情上沟通,甚至读着他们的事迹、看着他们的形象,就不期然而然地浮现出许多熟悉的身影来。
徐一萍是一个活动于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他面对着的是复杂的社会和人事,但他选择了受社会歧视的教师作为终生的职业,而且对他所选定的这个职业一往深情。尽管在社会生活、社会地位方面,他连一个公社干部都不如,提拔、晋级没有份,办事人家不买帐,连帮邻居买二斤煤油供销社都不卖给。他的爱人张荣因而看不起他,执拗地要他改行,调动工作,由于遭到他的拒绝,从而导致了第一次恋爱的破裂。张荣讽刺他是阿Q精神:“事业,事业,这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一条精神枷锁！你到县直机关去访一访,看一看,有的机关,那些人上了班有啥事?不就是喝茶、聊天、看报纸！算了吧,人家一年也出不了你教师一个月的力！可是地位、待遇比教师又怎么样?你好好比一比，想一想，脑筋开开窍！管它事业不事业！事业是个啥？现在还不全是个空的！”这就是他所处的现实。他不能从事实上说服张荣,但他却能坚定地面对这冷酷的现实！他说:“我怕是执迷不悟了。”他不悔,他不动摇。他对做一个人民教师感到骄傲。他把爱情的破裂所带来的痛苦压在心底,把张业栋老师由于嫉贤妒能而对他的贬损、造谣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去。他不仅废寝忘食地备课,搞家访,甚至自作主张把因家境困难而退了学的学生张义民找回学校,额外为他辅导,对这个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不幸和磨难的学生,给予了帮助,带给他师长的温暖。他的信念是:“作家是为他的作品活着,教师是为他的学生活着。”
教书育人方面,徐一萍竭尽全力,刻苦认真,一丝不苟,业务水平在全县、全地区独占鳌头,为人师表,受到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小说描写了全省教师来校听他的示范讲课,作者从而把他的主人公放到了更严峻的矛盾之中,使他一方面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另一方面又经历着前所未遇的矛盾和痛苦。人物的内心精神境界也因而得到更深的揭示。这次观摩教学固然得到了校长及宋丽和李老师等多数老师的支持与赞赏,却也因此而受到某些人包括主持工作的教育局长的忌妒、中伤甚至诽谤,他苦恼过,他痛心过,他甚至冒雨到他已故的恩师的坟前去祈求他的指点,但他没有屈服,没有灰心,更可贵的是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战胜了企图压垮他的险恶势力,同时也战胜自我的虚弱,坚定了做好一个人民教师的信心。
小说中最动人的笔墨是对徐一萍和宋丽的爱情的描写。一部小说,不论采取何种写法,在人物关系中能披肝沥胆地写出人间真情来,才能达到作者的目的,实现作者的初衷。试问,没有深情滥情中的无情绝情,没有生离死别中又添悔嫁误嫁,哪有《红楼梦》的感人力量?宋丽作为一个刚刚走出学校门口初涉社会的女青年,极其自然地受到徐一萍的吸引,作者展示给我们的,通过宋丽的眼睛看到的和通过宋丽的心灵感受到的徐一萍,也许因为爱情的偏见而带有某些夸张的色彩,但无疑更真实、更动人,从而为我们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宋丽的痴情和徐一萍的冷静,张业栋的造谣生事,使本来应该平稳发展下去的爱情陡起风波,一部记录着徐一萍的含而不露的爱心的日记,又使宋丽已经冷却了的爱顷刻之间升腾起来,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曾经遭受过误会而第二次升腾起来的爱,由于那些内心独白的渲染而具有十分动人的艺术感染力。爱得深、恨得切的那种痴情和平地而起的风波,不仅揭示出我们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且把人物性格和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写得合情合理,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逻辑说服力也因而得到了提高。
小说所以取得上述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独特的感受,另一方面来源于作者在创作中的刻苦努力和执著的追求。我们从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李新民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知道,作者朱瑞福当年家庭很穷,从小失去了父亲,几次为生活所迫几乎退学,都是由于老师的殷切鼓励和慷慨帮助才得以继续学习下去。在十年浩劫中,他最敬爱的一位教师惨遭迫害,含冤去世。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和人间真情激发他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这部小说。不言而喻,在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他的真挚的感情。我们常常引用席勒的话:愤怒出诗人！不错,对生活的执爱和愤怒使朱瑞福这个黄土地培育出来的青年人用心血和感情创作了这部讴歌教师的长篇小说。
就其结构而言,这是一部单线条发展的小说,从头到尾沿着第一人称讲述人宋丽的讲述,即她同高中语文组组长徐一萍的关系(从崇敬到发生爱情,从恋爱到几经波折后结婚)以及从宋丽的眼中看到的人际之间的纠葛发展。这种结构方式使小说情节单纯、明快,阅读起来障碍较少,有较大的亲切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交流。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应当概括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容纳更多的人物,而那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一条发展线索很显然是无法容纳得下的,往往需要多条线索的交叉或并行发展才能胜任。《烛光》虽然也写了陈校长、薛校长、李老师、赵建华、张业栋等老师和机关干部张荣这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物,也企图在充分展现学校里的人物和事件之外也写些校园外的事情,但显然写得并不充分,也缺乏色彩。因此,对社会生活的展现和概括显然受到了局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它的历史深厚感受到了影响。与其把它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看,勿宁把它看作是一部中篇小说,一部主要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内容相当充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具有相当可读性的中篇小说。
我认为,一部小说的使命在于勾画出一个或几个有性格的人物的生活史。因此,人物的命运遭际、沉浮盛衰、悲欢离合均应作为刻画性格的手段,必须按照生活本身固有逻辑发展,而不能按照作者主观的、强硬的安排。由此出发,我想宋丽最后与徐一萍的结合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固然适合了中国人惯常的心理,但从创作上来考察,恐怕未必是最佳的选择。可不可以设想,把这两个虽然受了某些磨难但仍然相爱的灵魂以爱情的悲剧来结束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做这样的处理,我以为更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发展的逻辑,也能更深刻地揭示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的盘根错节和在人们思想中的传统积习的顽固不化。这样,也许会给这部小说带来比现在更为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评论家的一种设想,而不希望变成一种对青年作家的一个苛求和强加于人的意见。
刘锡诚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本文曾在《中国教育报》、《鸢都报》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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