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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

 

谁会想到,冬日的台北,陵园里安静到几乎让人错觉自己在荒野?就那么毫无征兆地,人已至九十岁的年纪,却站在胡适之的石墓前,真的和五十年前的北平沙滩孑民堂相比,眼前似曾相识,又全然陌生。鼻尖微凉,眼前还是那句“我的朋友”,然而那人的微笑已经封存在回忆里太久太久,像随岁月褪色的泛黄照片。倒数下来,上次见是1948年的冬天,北大校庆,北平被围,城里却不乱,该热闹的还热闹。胡校长神情端庄,两颊生风,是谁记不住台上到底讲了什么?全是不沾烟火气的喜庆句子。他站在灯下微笑着,忽地外头炮声轰天。有人还笑:“这是解放军替北大放礼炮!”说着不慌,却已是久别的前奏?

仪式一完,胡适告别,匆匆登机南飞。我当时怎么会想到,那笑容竟成绝响?倘若早知道那场面是诀别,想必今日的心情根本承受不起。这会儿站在墓前,才知五十载飘零,不过只是人海一滴。胡适南渡南京,有传言他曾亲自去机场接老友,把希望都装在机舱门的一瞬,可等来的大部分是空座和冷风。有人说,那刻他痛哭失声。我宁愿这只是巧合,谁又能完全揣测别人的哀痛?

南京短暂停留,百万雄兵过江,他又远去了台湾,最后飘洋过海去了美国。这些年头,经历了浮沉,盛名如过眼云烟。没什么能与早年的风光再作等量对比。有人说,胡适做事太理性,其实命运哪有几分在理性掌控之中?他后来终于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又埋首《水经注》,优游于学术,又仿佛是人生迟到的奖赏。舒适是有一点的,遗憾也是有的。不料,六十岁过后,说走还真就突然走了。陵园气派,石阶新齐,可人已经彻底安息。好像一切隆重、肃穆都是为了让活着的人心绪翻涌。

自知青春已老,岁月逼近黄泉。别提什么自我成就,讲了几十年学问,拼了半生努力,还不是一场“机遇”的巧合?一生碰到六位恩师,是最大的幸运。韩愈讲得对,“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己虽没拜师磕头那么郑重,却也一书一课一字都算接过教诲。不止听他们讲课,单是躬读其书就获益多多。清华念书那阵,读陈寅恪已发表的全部著作。搞奇经八脉梵文巴利文,纯属于阴差阳错的偶遇。

谁信?一个中国学生在德国念基础梵文,刚巧遇上世界顶级权威做教授,课堂上听众竟然只有自己一人。教授照例细致备课,讲解完整。战争拖住了归国路,却给了更多面对面的学学时间。第二任老教授年过八十,居然还是要把全部绝学,连解读几十年的吐火罗文都打包塞给我。这么说可能会招人骂是炫耀,但真不夸张,这事没几个人遇上过。严冬大雪后搀着教授回家,一高一低踩进雪地里,那情景至今历历。脑袋里挤满了六七种外语,还要新塞进去个吐火罗文。谁又能拒绝长者提携的热忱?到了现在,这一段人生,总觉得像做梦。

二战困住了我十年有余。战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病。我寄去学术成果论文,居然等到北大教席的邀请。寅恪一句推荐,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堂堂首脑齐齐点头,我堂而皇之进了北大。结局未必全部风光,但初来乍到的那份春风得意,总是有的。说这些,大抵是不甘心原本灰头土脸的自己就此归隐。

那几年在北大,和胡适相交其实比学术阵营的级别想象来得多。去他那间朴素得堪称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随时汇报工作、聊文谈艺。他对谁都一样笑嘴迎人,不装名流架子,教授、工友,甚至修门的都一样。不信你问问那时的同人?他张口就能把人逗乐,但又活得真实。教授会的时候,有人带来古画,全场围观,他却半认真半玩笑地装作要收进袖里。空气一下子又热闹了,那是学界独特的幽默。

印度尼赫鲁政府那一拨学者和留学生来北大,胡适也重视到不惜亲自出面做东。自己哪有托辞?学术交情、外交形象都要撑场。胡适的学问底子,外界总疑他不专,什么都沾点边。其实他留心过中印佛学,尤其到后期为《中国哲学史》补遗,才下更大工夫。至于对我的论文,他承认也不遮掩,连夜托人传来评语,又把名字写进年轻人榜单。说实话,晚年那句“做学问应学北大季羡林”,初听时我还愣了一下,心里有点发烫。难免嘀咕,不就是两篇文章,他就记了那么深?

有些矛盾。胡适不是共产党的“自己人”,可压根也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按他的脾气,全世界最好只有美国那样的制度,什么终极真理,他管都不想管。可他也非要公开反对谁吗?倒未必。北平沸腾时,学生闹事被抓,他亲自挤进衙门替人求情。南京有大人物,他照写求释放的信。立场未必明确,却无愧于人的担当。有人谈及延安电台广播要他留下,北平解放后请他做北大图书馆一把手,他一笑,只说“人家信任我吗?”全无怒意。小节见精神,偏偏到最后这些都被写进缺席批判了。

其实,他的一生倒完全不是书生本色?是也不是。活成过河卒,见招拆招。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他若真是只管学术,不管政治,怎会有那么多荣光?可偏他在《水经注》讨论会上嘴皮子能磨个没完,把开会延迟,主持人拦不住。你说他不沾政治?你怎么解释他的一堆社会活动?反正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界定——又似乎只有在学问时,他心思才真是敞亮的。

更讽刺,胡适一生鼓励青年才俊,不藏私不嫉妒,真叫后来的专家们抓狂。遇到天资好的周一良、杨联升,从赞赏到提携,后来走路不同,结局里的人生际遇又成历史注脚——羡慕得来,却说不出到底哪条更值得。

我们北大的师生,在“革命”运动里一步步攀升。到了某年竟自觉膜拜,投身改造,哪怕自己慌里慌张。曾几何时,反思已经成为一层壁垒。直到多年以后,外部限制松动,人人反觉轻松。一夜之间,胡适的全集、文集全出版了,名字刷在封皮上,却无比疏离。当初自己写《为胡适说几句话》,生怕惹事,连“先生”都不敢多加。改革开放再后三十年,被唤去主编全集,大概是时代给的荣誉?或者说,只是因为会想到他的人越变越少了。

时间拉回现实。墓前只见石阶盘旋,巨石与金字,都堆砌出“德艺双隆”,墓志铭耀眼。我再抬头,阵阵风吹过来,都像是胡适又站在那点头。他的倦容全无,五十年刹那如一。才觉身后其实空无一物,可心里那点力气反而没用完。“老骥伏枥”,哪来那么多愁苦?

胡适到底是谁?分明是盛名之下的书生,也是误入官场的局外人。有人说他一辈子擅长鼓励提拔后进,可也有人批评他太迷信个人奋斗。两面俱在,不必定结论。有人痛惜他被大陆激烈批判,但你要说一点没受伤吧,谁信?明明骂得狠,偏他已然不在,即使万箭齐发也没有动静。你说可不可笑?

很多往事都成了笑谈,饭桌上喝茶时、书稿里补史料时,回忆里是共同走过的欢笑,更多是无人知晓的犹豫。什么是知己也好、师恩也罢,到了这一刻,唏嘘感怀反而没那么重。资格是可以争的,记忆却没人能剥夺。可能有人怀疑这些细节真假,我自己其实也未必记得全准,谁叫日子太远了?但人老了,回首那些荒诞市侩、荣辱沉浮,也无非一场游戏。

有时候我还真怀疑,命运或许也没那么多天意。机遇和才华关系不大,努力或许只是消磨时光。只不过,每次想到胡适的笑,就觉一切古今尘埃仿佛停顿。他那么信任后人,可又不能不承认,他终究没赶上最适合他的大时代。现在的我,活着算不算某种意义的遗民?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反倒无事可问。

回望这一生,纵然走到暮年,能还站在胡适墓前,再叙旧事,总算无憾。历史不是镜子,它是河流。不管谁过去了,谁留下来,都没什么关系。石阶还在,风吹还在,人世更替自有章法。再来看胡适,也不过是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名字罢了——过去的都过去了,剩下的只能随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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